有一个人，《在胶囊旅馆向上传递微热》是某个犹太区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副手（德国人），在电影中已是满头白发，但在40多年前只是一个刚博士毕业的28岁（或30岁）的小伙子。他自称对犹太区中大规模的疾病、死亡和生活环境所知甚少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场屠杀中自己扮演的帮凶角色，在采访最后，他又强调了自己的年龄岁，28岁、博士刚毕业，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年轻人，刚刚从象牙塔走出，天真地被纳粹蒙骗而已。无疑，他是在逃避，但值得思考的是，我们处在那个环境下，《在胶囊旅馆向上传递微热》作为权力机构运行的一部分，当自己是灾难的施与者，而不是承受者时，《在胶囊旅馆向上传递微热》还能不能坚持作为人的底线？能与否，可当作衡量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。